《遗大投艰集：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（套装上下册）》之书名出自《尚书·大诰》，其文日：“予造天役，遗大投艰于朕身。”孔安国传：“我周家为天下役事，遗我甚大，投此艰难于我身。”梁方仲先生曾于病榻中赋诗用此典以表其心志云：“天留迂腐遗方大，路失因循复倘艰。”在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我们于2008年11月举办了“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年暨中国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海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之鸿儒硕彦聚首一堂，缅怀先生业绩，发表研究心得。先生当年以一迂公之身，艰难开造之天役，于此盛会得见其大观。会后，承蒙与会学者惠赐大作，俾编次成帙，遂借“遗大投艰”题书名，以表吾辈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天役，不袭因循，独立艰行之矢志，慰先生于天国，传香烟于后来。信作者诸君，皆心同此愿！是为记。

《遗大投艰集：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（套装上下册）》之书名出自《尚书·大诰》，其文日：“予造天役，遗大投艰于朕身。”孔安国传：“我周家为天下役事，遗我甚大，投此艰难于我身。”梁方仲先生曾于病榻中赋诗用此典以表其心志云：“天留迂腐遗方大，路失因循复倘艰。”在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，我们于2008年11月举办了“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100周年暨中国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海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之鸿儒硕彦聚首一堂，缅怀先生业绩，发表研究心得。先生当年以一迂公之身，艰难开造之天役，于此盛会得见其大观。会后，承蒙与会学者惠赐大作，俾编次成帙，遂借“遗大投艰”题书名，以表吾辈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天役，不袭因循，独立艰行之矢志，慰先生于天国，传香烟于后来。信作者诸君，皆心同此愿！是为记。

作为一代杰出学者，方仲师未收入文集的旧作、未刊稿，以及专题数据统计、年表等研究成果固然应当继续整理出版，以传诸后人。至于他的家学渊源，走过的学术道路，他的治学方法，他的学术关系网及其在其中作用，乃至日常起居，等等，都是后学所关注的问题。在这些未曾问世的遗稿中，有20世纪前半叶用中、英文作的听课笔记，内有中国学界之泰斗陈寅恪、胡适，英国费边社名学者托尼；以及革命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讲演笔记；还有分量不菲的读书笔记。其间保留了一些难得寻觅的资料，从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所学、所思、所得。从他与友人间的彼此诗词唱和、信札、墨宝和案头日历记事等，既可窥见朋友间的交谊和学术交流，又可了解一个学者日常生活的真实情态。 方仲师留下的上述遗泽，具有历时性和独一性的品格，是难得的宝贵学术资源。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方仲师真实的为人和为学。因此，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嘉惠后学之盛事...(展开全部)

作为一代杰出学者，方仲师未收入文集的旧作、未刊稿，以及专题数据统计、年表等研究成果固然应当继续整理出版，以传诸后人。至于他的家学渊源，走过的学术道路，他的治学方法，他的学术关系网及其在其中作用，乃至日常起居，等等，都是后学所关注的问题。在这些未曾问世的遗稿中，有20世纪前半叶用中、英文作的听课笔记，内有中国学界之泰斗陈寅恪、胡适，英国费边社名学者托尼；以及革命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讲演笔记；还有分量不菲的读书笔记。其间保留了一些难得寻觅的资料，从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所学、所思、所得。从他与友人间的彼此诗词唱和、信札、墨宝和案头日历记事等，既可窥见朋友间的交谊和学术交流，又可了解一个学者日常生活的真实情态。 方仲师留下的上述遗泽，具有历时性和独一性的品格，是难得的宝贵学术资源。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方仲师真实的为人和为学。因此，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嘉惠后学之盛事...(展开全部)

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，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。文集之一、二、三，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、中州古籍出版社、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，确定了三个主题，分别是：明代赋役制度、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、中国社会经济史论，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。两部名著：《明代粮长制度》、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收入文集之四、之五。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《中国经济史讲义》和《中国经济史读书札记》整理出来，分别列为文集之六、之七。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，归入之八《梁方仲文存》中。梁集共八种。

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，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。文集之一、二、三，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、中州古籍出版社、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，确定了三个主题，分别是：明代赋役制度、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、中国社会经济史论，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。两部名著：《明代粮长制度》、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收入文集之四、之五。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《中国经济史讲义》和《中国经济史读书札记》整理出来，分别列为文集之六、之七。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，归入之八《梁方仲文存》中。梁集共八种。

翁独健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、教育家和学术工作组织者。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功力深厚的早期著述之中，而尤其体现在显示培养人才、指导学术、开拓领域的大师眼光。本书的出版，旨在纪念先生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。本书所收书稿，大致按两个部分编次。一是有关学者就蒙元史、民族史所撰写学术论文；二是翁独健先生的亲属及生前友人、学生等撰写的回忆性文章。

翁独健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、教育家和学术工作组织者。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功力深厚的早期著述之中，而尤其体现在显示培养人才、指导学术、开拓领域的大师眼光。本书的出版，旨在纪念先生诞辰100周年和逝世20周年。本书所收书稿，大致按两个部分编次。一是有关学者就蒙元史、民族史所撰写学术论文；二是翁独健先生的亲属及生前友人、学生等撰写的回忆性文章。

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出生于一九○九年三月三十日，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。他是艺术史，艺术心理学和艺术哲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。他有许多世界闻名的著作，其中《艺术的故事》从1950年出版以来，已经卖出400万册。本书收录了论述贡布里希及其著作的数篇论文。

上个世纪初叶，随着震惊世界的莫高窟藏经洞内数万件古代经卷、文献、绢画、法器的发现，一门新兴的学科——敦煌学由此而诞生了。浙江与敦煌相隔万里，然而，百余年来，在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中，却有相当一部分的浙江籍学者。早在1910年前后，手抚被外国“探险家”劫掠后余存的残卷，潜心研究敦煌文书，并出版了第一批敦煌学著作的，正是两位浙江籍的国学大师——罗振玉和王国维；而在抗战的动荡岁月中，肩负着筹建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的艰巨使命，孤征万里，投身茫茫戈壁，并在大漠中扎根五十个春秋，开创了敦煌艺术保护事业的，也是一个浙江人，他就是被誉为“敦煌守护神”的常书鸿先生。 常书鸿先生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，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（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）染织科，1927年到1936年，他负笈法国十年，学习西画，并在艺术之都巴黎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就与声誉。就是这样一位...(展开全部)